《九龙城寨终章》筹备启动，新篇章即将开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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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终章序曲：九龙城寨的余烬与新生
一九八七年，九龙城寨的霓虹灯在潮湿的夜雾中最后一次闪烁。推土机的轰鸣声盖过了巷弄间的麻将声、面摊的吆喝声，以及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江湖密语。陈洛军站在寨外新建的天桥上，看着这座他曾称之为“家”的垂直迷宫在尘土中一寸寸瓦解。他口袋里揣着一张皱巴巴的合影——信一咧嘴笑着，十二少故作深沉地侧着脸，四仔则专注地擦着他的眼镜。那是城寨清拆前一周，在“阿婆糖水”门口拍的。他们以为，走出这里，便是海阔天空。

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春天，香港回归前夕。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的导演郑保瑞在尖沙咀一间茶餐厅里，将剧本初稿推到了编剧欧健儿面前。封面上写着五个字：《九龙城寨之终章》。
“围城讲的是‘进去’的故事，”郑保瑞啜了一口奶茶，“终章要讲的是‘出来’之后。”
欧健儿翻开剧本，第一页便是主角四人散落城市各处的蒙太奇：陈洛军在货柜码头做搬运工，信一开了间摩托车修理铺却总接些灰色地带的活儿，十二少混迹于夜场当保安，四仔则考取了电工牌照却总被拖欠工资。城寨的围墙倒了，但社会的围墙才刚刚显现。
“他们失去了那个混乱但自有秩序的庇护所，”欧健儿若有所思，“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庞大、更规则，却也更加残酷的世界。”
郑保瑞点了点头，从包里拿出一叠泛黄的照片——全是影迷通过社交媒体寄来的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的旧物影像：大哥大、霹雳舞磁带、印着“97”字样的纪念T恤、地产广告单上飙升的楼价数字、夜总会霓虹灯牌的设计草图……这些征集来的记忆碎片，将成为影片最真实的注脚。
“前作的成功给了我们讲下去的底气，”郑保瑞说。他清楚记得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上映时的盛况——古天乐饰演的城寨话事人、洪金宝的江湖元老、任贤齐的悲情角色、林峯与刘俊谦演绎的年轻一代冲突，共同织就了一幅城寨消亡前的浮世绘。六点八六亿票房、香港华语片票房第三的佳绩，不仅是一个商业数字，更证明了这座城市对自身记忆的渴求。
但《终章》要面对的挑战更为微妙。它不再有城寨那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垂直空间作为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九十年代香港那种弥漫于空气中的不确定性——移民潮、股市震荡、身份焦虑、帮派势力在新时代下的转型与挣扎。
剧本中有一场戏，是四仔在帮派火并后，蹲在霓虹灯损坏的巷子里修理电路。信一问他：“你现在是电工还是打手？”四仔头也不抬：“在城寨，这两样本来就不分。”但话音刚落，警笛声由远及近——那是新时代的声音，更加规范，也更加不容模糊。
郑保瑞希望这部续集能捕捉到那种“失根”的状态。“城寨是个物理上消失的地方，但它活在走出来的人身上，成为一种精神烙印。有人想洗掉它，有人想珍藏它，而陈洛军他们——他们被迫带着这个烙印，在一个不再有城墙保护的世界里重新定义自己。”
影片筹备的消息传出后，一位老城寨居民寄来了一包东西：里面是八十年代末的租约、一张手绘的城寨地图、几枚早已不流通的硬币，还有一封短信：“我今年七十三岁了。城寨拆的时候，我以为故事结束了。原来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”
欧健儿将这句话抄在了剧本扉页上。
夜幕降临，郑保瑞离开茶餐厅，走过维多利亚港。对岸的霓虹倒映在水中，与记忆中城寨的灯光重叠。他想，所谓“终章”，或许并非终结，而是一种转化——就像城寨的砖瓦虽被清拆，但其精神、其人物、其爱恨情仇，将以另一种形式在这座城市继续生长。
《九龙城寨之终章》的摄影机即将转动。这一次，它要记录的不仅是一段江湖往事，更是一个时代转弯处，几个小人物如何带着过去的重量，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。
而银幕之外，无数曾与城寨有过交集的人们，正翻箱倒柜地寻找旧物，将他们的记忆碎片，汇入这部集体回忆的终章序曲之中。